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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提到告密的时候,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,这种现象由来已久,内涵深厚。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一位被影视作品赞美的皇帝刘彻,也就是汉武帝,他在任期间遇到了财政困境,因此推出了自报家产的政策——算缗。这个政策要求百姓根据自己的财富自我申报,以此作为征税的依据。如果隐瞒或少报,朝廷则鼓励民众相互揭发。若揭发属实,被告人的财产会被全部没收,并面临徒刑,而揭发者能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。这样的鼓励使得众多眼睛紧盯他人,导致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”,即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几乎都遭到了告发。在这种状况下,究竟有多少冤屈难以知晓。此外,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,在她的统治时期,设立了类似举报箱的铜匦,致力于激发告密风潮。她还要求地方官员,对于前来京城揭发的人员,地方官不仅不能干预,还要派马送往京城。那些告密有功的人,不论等级,都能够得到封赏与贿赂。不过,相比明朝的告密风气,汉唐时代的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一种“小巫见大巫”。
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告密风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。朱元璋利用一些心腹,如高见贤、夏煜、杨宪等人,专门负责侦查京城及各地的官员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上报大小伙子的不公行为和流言蜚语。在一次场合中,开国文臣宋濂被询问前一晚的酒宴情况,尽管他如实回答,却不知朱元璋已经掌握了他宴客时的座次图。此外,国子监祭酒宋讷因诬告被迫退休,然而朱元璋发现真相后惩罚了告密者,并让宋讷继续留任。虽然他是无辜的,但朱元璋仍派人暗中监视他。一天,宋讷因出现情绪不佳而被监视者报告,朱元璋就此质问他,令宋讷倍感惊恐。另有名儒钱宰在朱元璋登基时被邀请到京任职,有一天他写了一首关于工作繁忙的诗,朱元璋却借此机会指责他。虽然钱宰极力辩解,但朱元璋的态度亦显得颇为不满,最终令他羞愧而退。
朱元璋开创的告密作风影响了后世,特别是在他的孙子朱棣时期,告密活动愈演愈烈。朱棣不仅设立了锦衣卫,还新建了东厂,职业告密者遍布朝野,任何小事都可能被上报,甚至家庭琐事也经常成为笑谈。明末,魏忠贤掌权,告密成了社会常态。一次,四个朋友喝酒,其中一人骂魏忠贤,结果其他人都畏惧不敢应声。东厂的官员随即破门而入,将人逮捕,惹祸者受了惩罚,沉默者则得到了奖赏。而有时候小细节,比如知州耿如杞在魏忠贤生祠时未下拜,就遭到他人告发,险些送命。
在这个充斥着告密的恐怖年代,民众稍有不慎便可能面临死亡的危险,甚至“民间偶语,或触忠贤,辄被擒僇,甚至剥皮、刲舌,所杀不可胜数,道路以目”。有趣的是,原本属于底层的张献忠,如今掌握了权力后,也积极参与告密,有时甚至将民间的闲聊当作政治动向来对待。因此,告密现象如同一种传染病,可以迅速蔓延。张献忠攻陷成都之后,更是派出细作潜入民间,随意指控,导致无数冤魂。有人因家庭争论而被告,如此看来,告密的危害可见一斑。有人曾提到小说《1984》,我则认为,明朝的现状十分相似,若如此暴政仍在,实在是天理不容。